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周年，“殷契重光”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特展正在天津博物馆举行。这个看似小众的冷门学科，似乎离一般百姓的生活非常遥远，但是，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却直接推动了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研究的进程，此外，甲骨文作为汉字的“直系祖先”，为中华文明的积累和传承作出过极大贡献，特别是当观众走进展厅，仔细观察那些3000多年前的文字时，会发现很多文字直到今天还“活着”。甲骨文，原来离我们那么近……
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
让神话传说成为信史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的京城，时任国子监祭酒、年过半百的王懿荣，近日身染疟疾，随请了位老中医开了剂药方。待家人将药抓回来，打开药包查看，本为金石学家、精研铜器铭文之学的王懿荣发现，这剂药中有一味“龙骨”，这味“龙骨”原来是一些大小不一的骨片，有的骨片上有许多非常规律的符号，很像古代文字，但又与已知的古文字不同。为一探究竟，他派人赶到抓药的中药铺，选了文字较鲜明的全部买下，并许诺，再得了有字的龙骨，将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收购。这个故事是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所见到的甲骨文发现的过程。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关于甲骨文发现的故事，还有另一个与天津有关的版本。几乎是同一时期，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到天津售卖古董，对王襄、孟定生谈及他在河南的见闻：他在村民手中见到过一种上面刻有符号的龟甲和兽骨。孟定生等人分析，认为范寿轩所见的，很可能是“古简”，于是敦促范寿轩去求访。1899年秋，范寿轩一干人等，携带发现的“龙骨”至天津。由于索价过高，王襄和孟定生仅仅购买了若干小块。在王襄的相关回忆中，对那些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甲骨念念不忘。随后，范寿轩前往京师，遂被引荐到王府，王懿荣视这些“龙骨”为珍宝，全部收购。
自此，一个声音从京津两地传开：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发现啦！后经罗振玉、王国维等一位位饱学之士的研读考证，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号被确定为一种文字，是我们祖先创造的早期的、而且是早于先秦时代青铜器上的文字。王懿荣不仅首先发现、鉴识、收藏了甲骨文，而且也是第一个将其时代断为商代的学者。后来，王国维将甲骨上与祭祀有关的卜辞进行辨析，发现其上所书商朝历代祖先的名字与代际关系，与《史记》等史书所记载的基本吻合。从而，可以肯定，商朝不仅存在于史书和神话之中，而是基本可以确定为“信史”。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彦民教授，在介绍甲骨文发现过程时这样说：“在当年国弱民困的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也受到极大的打击。中国古代的史学以研究典籍为主，而其他佐证的研究较少，所以，当年不少学者对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而甲骨文和殷墟的发现，肯定了商代的存在和年代，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突破。这极大地增强了当时国人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没有甲骨文的发现
就没有中国考古学
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学者们追根溯源，最终发现甲骨产自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小屯村。原来，小商屯的村民们经常在种地时掘得这些刻有明显“符号”的骨头，他们发现这种骨头有止血作用，治疗外伤疗效尤佳，因此便收集起来卖到药店，并猜想这是古代龙的骨头，因而称之为“龙骨”。千百年来，被吃掉的“龙骨”不知有多少。确定了地点，在这一片区域，民间开始了大范围的挖掘。甲骨文继而殷墟的发现，轰动了整个世界。
不过，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由国家、政府层面开始的系统挖掘，直到1928年才正式启动。朱彦民教授介绍：在此之前，中国根本没有考古这一学科，只有民间的盗墓，和着重于文物本身的金石学。1928年10月，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董作宾主持了试掘。当时，董作宾也并没有现代考古的相关知识，工作展开很困难，其间还得到了当地村民的很多帮助。换句话说，当地村民在挖掘古墓方面要比董作宾专业。这也让他意识到，中国必须有自己的专业考古队伍和考古专业人才。于是他向上级请示，组织专业考古队伍进行更科学的挖掘工作。
同年12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负责殷墟的发掘工作，先后主持工作的有董作宾、李济、梁思永、郭宝钧等。此时，李济、梁思永等有过海外留学经历、接受过现代考古学教育的专家，开始将现代考古理念传播到我国。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的考古学体系的建立。“可以说，没有甲骨文的发现，就没有中国考古学。”朱彦民教授说。
自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共发掘十五次。发掘大墓十一座、方坑一个、小型墓和祭祀坑一千二百多座，以及大量建筑基址，出土刻字甲骨近两万片和大量陶器、铜器、玉器等。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中国商代晚期盘庚迁殷的都城就在此处，距今已有3300年左右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地层、出土青铜、玉器等遗物以及甲骨文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司马迁《史记》有“洹水南，殷墟上”记载，另有文献称“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这个都城的形制和已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东方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和光荣的地位。就学术发展本身而言，殷墟的这15次发掘完全是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完成的，因而殷墟又称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恢复殷墟的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有：发掘武官村大墓、后冈祭祀坑，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刻字甲骨四千多片；发现规模较大的商代铸铜遗址、妇好墓等。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事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发掘。该处丰富的出土文物为商史研究中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实证资料，引起国内外的重视。
甲骨文还“活”在我们的身边
占卜的“卜”字来自甲骨的纹路
“很多人通常认为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这个观点并不准确，”此次“殷契重光”特展的策展人张夏介绍：“应该说甲骨文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成熟文字。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它已经可以全面记录商朝各个社会领域的事件，这就说明，甲骨文是已经形成体系的，被大量使用的文字，在它之前肯定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而甲骨文，也不是商人使用文字的唯一方式，我们在很多甲骨上看到红色的书写字迹，而不仅有刻画字迹。”
张夏介绍，现在我们使用的“卜”字，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占卜过程中由于炙烤而在甲骨上形成的纹路，古人通过这种纹路预测吉凶。简略地讲，甲骨文就是商王占卜记录。商王除了崇拜祭祀外，天气、年景、田猎、征伐、交通、贡纳、土木等事宜无所不占，甚至问到了生孩子的日子与吉凶。例如有一条卜辞记录商王武丁为其妻妇好占卜，目的是推算临盆时间（妇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政治家和军事家），可谓是世界上第一例对于预产期的记载。
提到妇好这位知名的商族女性，张夏解释，妇好并不是她的名字，“妇”是商王对她的称谓，类似“我妻”，“好”实际上是“女”和“子”两个字的组合，意思为来自“子”姓家族的女人。
朱彦民教授说：商王族姓“子”，按说古人不可“父母同姓”，妇好是个特例。而我们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找到了大量的对于妇好生产的占卜内容。推测可能古人对这样同姓而婚所生的后代，也是比较担忧的。而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没有发现妇好有长大成人的子嗣。在妇好墓的旁边有“子渔”墓，在甲骨文中有占卜子渔生病的内容，而他年幼夭折。学界有种推测，妇好与子渔是母子，但是还没有达成共识。
从一些史书记载和考古发掘可以确定，当年周灭商时，商王帝辛正与东夷人打仗，被周人打了个措手不及。与东夷部落的战争在商末期的甲骨文中经常出现，被称为“人方”，朱彦民解释：方即方国，今天的“夷”字，可以看成是一个背了弓箭的“人”。而且从目前已经挖掘出的关于东夷部落的遗址来看，当时东夷部落的文明程度是强于周的，因为在商早中期，周的对应地层没有或很少有甲骨文出土，而甲骨文也很幼稚。相反，东夷的文字水平则比较高。
此外，在这次展览的甲骨上，还出现了一个“画”字和一个“册”字。古人的“画”字上半部就是人的手拿着一支笔，今天的简体字，画字最上面的一横，正是代表了这支笔。“册”字在甲骨文中的书写方式与今天几乎一致，明显是一卷由木条和绳子串成的“简”。这个“册”字的出现，也说明在殷商时期，人们的主要书写方式，是用刀或笔在简上书写。但是因为简的材质为竹或木，不易保存，所以我们今天只能看到商人在甲骨上刻画的文字或是青铜器上的铭文。
实际上，甲骨文中的很多文字，今天仍在我们的文字体系中出现。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本考释甲骨文的研究著作。曾有记载，孙诒让两月力校读之，于1904年便撰成《契文举例》二卷。孙诒让考释的字共有185个，多半是和单个金文的比较中认出来的常用字。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孙诒让还著有《名原》二卷，该书综贯音、形、义，从商周文字辗转变易之轨迹，探明古文字的源流，并开启了用甲骨文考证古文字的先河，被誉为“划时代的作品”。
甲骨文和古埃及纸草文字、巴比伦泥版文字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字具有同等的地位，号称世界四大古文字，但其他三种文字的发展都中断了，唯有甲骨文发展下来。众所周知，由甲骨文发展而来的中国文字是以表达意义为主，其他古文字很多以表达读音为主。表意文字无论读音如何变化但字形变化不大，而表音文字就需要根据读音变化而变化，这样“变化无常”的表音文字更容易被取代，表意文字则更容易流传下来。今天，甲骨文的一些文字依然可以被一般民众释读出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甲骨文是唯一还“活着”的古文字。也正是由于汉字体系的稳定和源远流长，很大程度助力了我们的文明能够被书写、传承下来。中国人有理由为我们的文明骄傲。(记者 胡春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