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占据重要席位的儒学，究竟是一种社会伦理还是宗教？这一问题长久以来在学界引起争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刘东从比较研究视角出发，潜回儒家学说的原生场域，提出孔子使人如沐春风的教诲，是源自对于生命有限的悲恸自省。他沉潜三十余年，将上述思考撰写成《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10月19日，在万象书坊，刘东作题为“有限理性主义：穿越中西的智慧”的报告，就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儒学、中西学问比较等话题展开论述，分析孔子儒学的精神特质。
“绝地天通”，中西方面临共同困境
刘东认为，中西方思想界所面临的首次大危机，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处于一个原始宗教逐渐褪去神性光辉、“绝地天通”的世界，都急切地需求一套新的思想指南。“在公元前数世纪，‘上帝’‘神灵’‘超验存在’已经不复在文化场域中存在，不再作为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在思想世界留下了大片空白。”刘东解释，这意味着人类必须去思考历史的不确定性，包括人生的偶然与无常，世事的白云苍狗，世界的神秘莫测，美景的稍纵即逝，韶华的白驹过隙，疾病的随时降临……“这些哲学难题隐身在常态的生活中，又随时有可能摧毁春意盎然的生动世界，让我们不得不仰天长叹生命的脆弱和造化的残酷。” 刘东将其比喻为“天边的乌云”。
在刘东看来，当时的中西方思想家，都必须硬下心肠，拿出勇气和胆力，努力建造一个相对有限的世界体系，提供“人生解决方案”，解释思想真空所造成的人心惶惑、价值失落、社会崩解、文化失范等对人的思想冲击和当时意识形态的挑战。“纵观思想史，我们看到，西方的选择是继续以想象性的宗教呵护自己，迟至现代才想到要革除宗教。自人文主义复兴，从拉伯雷到蒙田、伏尔泰、狄德罗等，存在着要么对人生重新展开审视，要么对宗教冷嘲热讽的传统。这一传统被后世的康德、萨特和加缪等继承，填补了西方思想界的真空，同时也引发了强烈的思想‘失重感’。”
他认为，萨特哲学在其思考的起点上，是最类乎先秦时代的儒家学派的。“萨特面对一种思想的真空，以清醒又自制的态度对人生存处境作审视。这种理性主义精神，正是孔子儒学对中华文明、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如果孔子当时没有这样的选择，中华文明也会像其他文明一样，以‘宗教’来回答‘宗教的破灭’。但是它雄辩式地向世界各大文明证明，一个没有教会的世俗世界，不仅是有可能独立存在的，而且是有可能达到高度文明水准的。”
有限认知，找到乐和忧的平衡
“作为最终原因的‘超验’越是在认识论领域摇摇欲坠，伦理学中的公平正义问题越会凸显为人间的首要问题。它对于人心能否得到安定，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刘东表示，和同时代西方哲学一样，儒学也必须回答严峻的“死亡”问题。他介绍说，对于死亡，庄子认为“生死齐一”，孔子却以“四两拨千斤”的灵动手法，轻轻予以打发和反弹，这就是论语中有名的“未知生，焉知死”。对于死亡的应有态度，只能从生存的道德原则进行反推，这一基本判断让人类不再困于上天的监督和看护，而从内心自省中主动生发出道德规范，“将心比心”“心同此理”。
刘东表示，结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能了解，在先秦理性主义的背景下，唯有“知识”“认知”“常识”对孔子来说是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不能确切获知，至少也要明确自己在认知上的界限。将孔子的儒学解释为一种有限理性主义，刘东认为，从整个人生意义来说，以孔子为首的儒者们，先行定下了一个乐观的调子，不把人生视为价值的“废墟”，却又一直用眼睛的余光，警觉地关注着终将到来的悲戚和伤悼。“在萨特看来，一个无神论者，会‘艰难而必然地承受他的无神论所产生的结果’。不能忽视的是，尽管当年由儒学建立的思想天空，如果相比于无神论存在主义来显然还是光明、透亮和蔚蓝的，但就学说的初始立场而言，它却从未敢去盲目乐观，它谨慎地奉行‘先秦理性主义’的自制态度，而从未奢望把一切人生幽暗都解释开。”
刘东亦表示，中西方思想家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看得见头顶的蓝天，也看得见天边的乌云，在预埋心中苦痛的同时，仍然愉悦快乐地延续了个人的生命乃至整个文明的气运。“如果说‘悦乐精神’代表着中国文化的高度，‘忧患意识’就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底线。有前者，才使这个高度发展的文化升华为世界性的灿烂文化；有后者，才让这个文明顽强地赓续至今而绵绵不绝。”
发愤忘忧，探寻先哲的内心世界
“孔子学说和无神论存在主义有相近、相似的思考起点，这就证明了如果追根究底地看孔子思想，它源自对人生有限性的忧患意识和清醒判断，富有某种千古如一的大悲恸。”刘东指出，只有深刻理解历史的不确定、人生的偶然与无常、天命的莫测与残酷是永恒的，才能理解孔子的风格和做派。“在历史中，我们看到孔子凄凄惶惶。他在关切现实的同时，经常发出对生命的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他恸哭爱徒颜回之死：‘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他也惊呼自身的终点：‘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的学说，包含着对现实层面的操心，更包含着对人生层面的关切。”
刘东也指出，读懂了孔子的“凄惶”，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位先哲“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一生。“这句话的前半句概括了孔子寻求人生意义时的迫不及待，后半句概括了他在构成一种价值系统后的从容不迫；前者可以总结他于外在事功中推行道义时据理力争，后者可以总结他于人格修养中渐入佳境的心安理得。在儒家的修身原则里，总是以‘忧患’始，以‘悦乐’终，在既奋争不已，又享受不尽的人生阅历中，恍然忘记年华的流逝，从内心抵御住了‘天边的乌云’。自此之后，凡受到此等鼓舞的儒者，也都会在‘发愤’和‘忘忧’之间找到相对的平衡，体验‘不知老之将至’的高峰，不再一味沉浸在‘伤春’或‘物哀’的迷惘中。”刘东表示，虽然孔子的思想在后世受到了其他学派学说的包裹、中和与钝化，但它原有的挑战性、先锋性和尖锐性照亮了中华世界。(记者 吴雨阳)
